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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远义——佛伶

公益国学

 
 
 

日志

 
 

[艺坛旧闻]我申诉我在兰州的遭遇——陈素贞  

2010-08-04 11:11:00|  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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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发生在1955年5月,兰州市对民间职业剧团进行普查登记工作的时候,文化局的工作组到了素真剧团。我知道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政府派了干部到剧团,主是为了帮助剧团搞的更好,因此,工作组未到剧团之前,我是天天盼望,要知期望与事实相反,工作组到了剧团甚么事都未做,首先却鼓动演员和我对立,拿我当恶霸地主来斗争,几乎把我毁在那次的普查中。想起那时的事情,现在还使人感到心寒。

    素真剧团是1953年5月成立的。到55年普查登记时整整两年,在这两年中为了建团,我费尽了心机,受尽了穷累,这里演员质量低,我若一天不演出,大家生活就成了问题。当我怀孕六个多月时,还大着肚子演出了四十余场。由1953年9月起,有八个月时间,我每天几乎都没有睡足六个钟头的觉,嗓子哑了也得演,腿病、关节炎犯了,疼的柱着棍走路,每天还是演。从1953年5月底,剧团决定我的待遇是全团收入的40%,但为了建团,有九个月我实际连4%也没有拿到过。我个人的困苦,就无法形容了。1954年1月,通过兰州市文教局赵科长和剧团一起商议,决定把我的待遇改作五十份,另外每天给我二十元生活补助费,因当时剧团营业情况并不好,五十份常常是分不到的。1954年5月,剧团的副团长席轩(反革命分子现在逮捕)鼓动演员,要求改变我和一部分人的工资,于是由团务会和全体演员通过,把我的工资心为拿“加子”,就是说我不上台演戏,票价只卖五角,我演不拿钱,我上台演戏时,票价七角,我从每张票中抽两角同。当时剧团人员复杂,坏分子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挑泼离间,我们建团,困难极多,可是剧团十分之八九的同志都是好的,他们相信我,爱护我,支持我,和我一样的拚命苦干。我觉得解放后党和政府是百般爱护和提携我们艺人的,今天我能把剧团搞好,多作些工作,也是对党和政府的报答。因此,我把剧团当作自己的家,把剧团的同志当作兄弟姐妹,我们就在那种明建暗拆的环境中进行建团,想想这两年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啊!

    以范克俊、王鹏(即朋鸟)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进团后,他们却宠信了席轩等一些坏分子,不把我们看作剧团的主要劳动者、创办者和领导人。口口声声说我是资产阶级剥削者、剥夺了我所担任的团长职权,罢免了我爱人赵玉麟(也是主要演员)所担任的团委会主任委员职务,把我和赵玉麟的工资减去三分之二,把一个到团不到两个月的白玉法升为副团长代理团长兼团委会的主任委员。为人德、才、资三不占一,就因为他能在会上积极发言斗争我。因为工作组认为谁斗争我斗争的最厉害,谁就是“敢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就是进步。否则,就是走资产阶级的路线,是陈素贞的尾巴,就是落后。最使人痛心的,当时我刚刚生产六天,赵玉麟又到外地学习去了,家中只有一个老保姆,她仅能给我看看小孩,别的事全不能做,而剧团的同志,谁也不敢来看我。上海一位朋友寄给我一口大箱子,我没法去取,便托剧团的陈静亭同志到车站替我取回,被范克俊、王鹏看见了,他们把陈整了几天,并限制他的自由。我积蓄的生产费,过去全部借给剧团使用,可就在这时,正当我生产中须领用钱时,剧团非但分文不给,反而说是我剥削来的。还把我的行头充公,他们的理由是:1953年建团时,我曾向文化局借了五千元添置行头,作为自己的私财。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时五千元,邀角和路费等用去了三千七百元,剩下一千三百元派人到北京、上海买服装,共花了三千六百多元,欠下二千多元,困钱少买来的服装不够用,我就将自己的戏衣、头面等拿出来,凑成一堂戏箱。剧团曾为此研究过多次,最后决定由负责偿还所有贷款,戏箱归我所有,因戏衣损失很大,并需要添补,决定由剧团每天出十二元折旧费。工作组认为这是剥削,范克俊逼我写了三千五百元的退款字据。但对忖思才所借我的三千多元,竟一字不提。因此我在生中吃的是稀饭、素面条。幸好有一个学生偷偷给我送去了十几个鸡蛋,否则我连鸡蛋也吃不成了。有一次,我向剧团拿了二十元,工作组干部胡光中晏和席轩便召开大会我,白玉法的助手马双耻在会上对我破口大骂。胡光晏、席轩、白玉法并说,要和我斗争到底。

    别说我是剧团主要劳动者,党和人民给过一定荣誉的演员,即使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在生产期间,应不应该照顾一下呢?监狱的妇女生产,政府还各方照顾,怎的我陈素贞还不如犯人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很痛苦。我想我为什么要搞剧团呢?只是为我个人吗?要是为了个人,我加入任何剧团当演员,也比在素真剧团舒服得多,现在不但劳而无功,反而有罪,真是无理可讲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无法再干下去了,我先后对范克俊、王鹏提出要回河南。王鹏说:“你走吧,没人拦你,你可别后悔。”又说:“你走试试,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你走到那儿也不能演戏。”范克俊说:“我看你要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当时和他们冲突了几句,还不明白他们话里有话,直到1955年9月份戏剧报上登了朋鸟写的一篇“人民不欢迎这样的‘名演员’”后,我才明白他们这些话的用意了。原来他们知道普查中把我整的不轻,又知道我性情固执,绝不会再在兰州工作下去。同时他们自己也把剧团搞的一塌糊塗,好多演员都不想干了。他们就想用阴险毒辣的手段,在“戏剧报”上毁我的名誉。使我在文艺界不能抬头,各地剧团都不敢用我,只能呆在兰州受他们的压制。

    朋鸟那篇文章,别说全部都不是事实,即使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是正确的,我就愿意请求政府拿我当全国文艺界的典型坏人来严办。朋鸟说,我是以剧团作为赚钱的资本,所例举关于我的工资和戏箱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我也不愿过于繁琐地一一辩驳他所歪曲捏造的事实,我只想再举出一个例子,请大家看看真象:朋鸟说我享受“特别开支”、“格外照顾”,包车、保姆、电灯和房租等费用由剧团负担。实际情况是怎么的呢》房租水电由剧团开支,是剧团统一规定的制度,凡是剧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共同享受这种“特别开支”的。包车的车,是普查前,范克俊作为文化局干部关心演员,知道我有关节炎病,觉得应该得到剧团照顾,向剧团建议由剧团通过给我包一部三轮车。保姆费由剧团开销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朋鸟说,我和剧团的人处不来,不想跟他们一块儿干,是故意和剧团群众为难。实际上,我所合不来的只是席轩等那些坏他子,几年来,我吃够了他们的苦头。我也曾把他们的情况反映给工作组,而朋鸟他作为普查工作组负责人之一,是不会不了解这些事实的。他这样诬蔑我,只能说明他是有意的想打击我。我请求政府给我作主,弄清是非。

    1955年8月,我在河南参加人代大会,因普查那几个月精神上的刺激,开完会我就病倒了,在开封家中休养,我准备病好到郑州、新乡、洛阳等地作一次短期巡回演出,慰问工人同志。但由于看见“戏剧报”上朋鸟的这篇文章,我又返回兰州,到处奔跑,要求恢复我的名誉,可是凡是我见到的首长都说工作组有偏差,朋鸟的文章写的不对,我叫喊了八个月谁也没有给我解决。一直到1956年8月,甘肃省委文教部才组织工作组,对过去的普查工作进行了复查,但领导上并没有认真帮我恢复名誉。这些年来,我觉得党和人民对我们艺人还是重视的,但兰州文化局却始终用旧眼光看待我们演员。我不愿意再受他们的打击。这就是我坚持不愿意留在兰州的原因。

                                                     摘自《戏剧报》195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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